7月6日,在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老先生的三本中国考古学遗著在故宫博物院举行首发式。这位桃李遍天下的考古“大先生”,生前十分关心河北考古工作。几十年来,河北许多重大考古项目的实施,都凝结着老先生的智慧和心血——
“这是我们欠的债”
牵挂《蔚县考古报告》
黄土高原、白山黑水、塞北草原、长江流域、三湘两广……张忠培是湖南人,但足迹遍布中华大地。曾有人说,将他的足迹拼接起来,几乎就是一块中国考古遗址版图。
这其中,就有我省蔚县。那是一次成功的考古发掘,却也留下了些许遗憾。
上世纪70年代末,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考古的“区、系、类型”理论,其中“燕山南北长城地带”是六大区之一,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当时这个地带考古工作开展较少,苏秉琦先生于是提出沿北纬40°纬线地带考古的建议。
彼时,张忠培已在吉林大学创立考古学专业。为了验证恩师苏秉琦的理论,探索冀西北长城地带先秦考古学文化,1979年至1984年,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吉林大学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合作,在蔚县壶流河流域开展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这是我省历史上首次对史前遗址在塞北地区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张先生亲自带队进行考古挖掘。
走村串户,风餐露宿,把考古课堂搬到现场,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曾参与此次考古的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任亚珊对此记忆犹新,严格规范的工作让这一持续数载的考古成果丰硕,“调查面积数百平方千米,发掘面积数千平方米,出土了丰富的遗迹、遗物,时代上起后岗一期下至春秋早期,共分19段,树立了冀西北地区先秦考古年代序列标尺。”
但由于种种原因,蔚县考古资料整理未能持续进行,考古报告迟迟没能出版,成为当年考古发掘者和学界的憾事。张先生对《蔚县考古报告》一直牵挂于心。在75岁高龄时,他还曾这样说过:“本人曾和孔哲生在河北蔚县共同主持过几年考古工作,今距田野考古工作结束已20余年,除发表几篇《简报》外,正式的考古报告至今仍只有一个初稿。这是我们欠的债。我讲过,考古发掘不写报告,是花钱买破坏,比盗墓贼还坏。《蔚县考古报告》未出版之前,这话也适合于我。”
这样恳切而沉痛的反思与自责,反映了这位考古“大先生”的良知和操守。在省文物局的大力督促、省文物研究所的积极筹划下,近年多次召开蔚县考古资料整理与报告出版推进会,重启蔚县考古资料整理。据悉,《蔚县考古报告》现已完成并交故宫出版社准备付梓。
推动河北考古进程
指导南水北调工程考古项目
个头不高但敦实,手拄拐杖,身子微微前倾,双目仿佛时刻射出光芒……张忠培65年的考古生涯,几乎全部奔波在一线。甚至在年老体衰、行动不便之时,仍坚持去现场。其中,不得不提到南水北调工程的考古项目。
“这是一项水利工程,从延续中华文脉的角度而言,更是一项迫切、重大的考古项目。但我们不能无方向地乱考古,每一处发掘项目都得经过专家详细论证。”省文物局局长张立方说,河北地处中原腹地,文物遗存十分丰厚,南水北调工程给考古和文物保护带来了重大挑战,不仅许多工作迫在眉睫,而且新状况层出不穷,“以张忠培先生为代表的很多考古大家,以自身的学识、素养和情怀,为河北段的考古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学术研究和考古实践。”
在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河北段路线明确划定后,在众多文化遗存中,经张先生等专家充分论证,确定磁县北朝墓群、唐县北放水遗址、易县燕长城遗址等6处文物点为可能对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建设产生影响的文物保护项目,即控制性文物保护项目。
磁县北朝墓群出土有壁画、陶俑和陶器等大量珍贵文物,获得了一批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考古资料。其中,磁县东魏元祜墓入选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磁县北齐皇族高孝绪墓(39号墓)入选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河北段考古项目,持续了10年,张忠培先生多次到河北考察指导工作,去过磁县等考古发掘现场,并到我省的南水北调文物库房现场调研指导,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指导意见。”省文物局副局长韩立森介绍,河北段考古项目总共发掘了27万平方米,出土文物两万多件,发掘面积之大、出土文物之多、持续时间之长都创河北单项考古的历史之最,为河北中南部地区考古学文化编年、排队和谱系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唐县高昌汉墓发掘报告》《内丘张夺发掘报告》等已出版。
桃李满天下
为考古文博事业培育英才
“先生不仅是考古专家,更是考古大家。”采访中,我省诸多考古界人士如此评价张忠培先生。他创造了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已经开始形成适合本国历史实情的以“三论”(即谱系论、国家论和文化论)为代表的理论体系,引领了中国考古学的方向。
虽著作等身、荣誉等身,但老先生最得意的或许还是两个字“育人”。
正因如此,几十年来,老先生培养的学生基本都活跃在考古文博领域。“我毕业后,没有一直从事田野考古工作,而是做了文物行政工作,但始终还是在考古文博这个领域。每每想到老先生,眼前就浮现出他敦厚的样貌,浓郁的湖南口音。”省文物局副局长李恩佳说。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夏天张先生亲自到省文物研究所调研,相当于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教学课。”省文物研究所所长张文瑞感触良深地说,张先生继承了老师苏秉琦对陶鬲的关注,以这种中国文化中特殊的“活化石”为脉络,串联起中国文化早期3000余年的历史,形成著名的“谱系论”。调研中,张先生仔细端详了唐县淑闾遗址、唐县北放水遗址、赞皇南马遗址出土的各种陶鬲和瓮,并以两个墓葬不同的器物组合为例,讲述陶器类型学分析的要点,令人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