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新媒体记者 张世豪 马宁
刘玉飞把从大南山搬出来称为“挪穷窝”。
“搬下来不到两年，我手头攒了三四万，下一步我还想买辆铲车，这样就能挣更多的钱了。之前是开铲车给人打工，以后自己有了铲车就能自己给自己打工。”4月18日，从张家口市蔚县大南山搬到宜兴社区一年八个月后，“90后”农民刘玉飞憧憬着未来的生活。
蔚县南杨庄乡宜兴社区。长城新媒体记者 马宁 摄
位于蔚县南杨庄乡的宜兴社区是当地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刘玉飞和全县其他1500多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在这里生活，这些人来自蔚县8个乡镇112个村。
之前，刘玉飞生活在草沟堡乡岳观自然村，这里位于大南山深处，海拔在1300米以上，脱贫条件较差；2018年6月作为村里第一批易地扶贫搬迁户，28岁的刘玉飞同年迈的母亲以及伤病十多年的父亲一起搬离了这个让祖祖辈辈受苦受穷的地方。
能有多苦多穷呢？
刘玉飞接受记者采访。长城新媒体记者 马宁 摄
“就像家门口一个连一个的大山，压得我想都不敢想以后的生活，也从来不知道怎么将‘穷山’移走，穷的让人绝望，那个地方可是真是一个‘穷窝窝’啊！”刘玉飞说。
——住房。刘玉飞家的老屋是七十多年前盖起来的土石房，搬迁前房体歪斜，看上去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房顶漏雨时也不敢修，“长满了杂草，怕把房顶弄个大窟窿”。
——生活。进村没有能通车的路，在刘玉飞的记忆中，家里从来没有烧过煤，做饭取暖都是烧柴，加上村子海拔高，几乎每年冬天都要冻手冻脚；取水要到沟底，来回一趟要半个小时；当山外有了各种通讯工具时，“我第一次用到手机还是在搬出大山后”。
——教育。刘玉飞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一年级在本村就读，二三年级分别在两个村里就读，由于山高路远，就住在亲戚家；到了快上四年级，家里实在出不起钱了，只好辍学。采访时，当记者让刘玉飞把自己名字写在采访本上，这三个字竟想了半天！
——收入。刘玉飞辍学后先帮助父母做农活，后来父亲摔伤，医药费掏空了家底，刘玉飞承担起养家的重任，收入主要靠种莜麦等作物和到山上拾蘑菇，“每年满打满算不会超过五千元”。
“那个地方又穷又难，从岳观村到乡里赶集，需要先走五六里山路，这段是连摩托车都走不了的路，到了能通车的地方再走三十多里山路，一个来回就是一整天。所以，很多人就很少出村，出去了也就不想回来了。”曾在草沟堡乡工作，现任南杨庄乡党委副书记的杨志洪对这里的环境深有体会。
地处蔚县东南部深山区的草沟堡乡，南与保定市涞源县接壤，全乡地形复杂，山峦重叠起伏绵延不断；在抗日战争时期系平西抗日根据地的组成部分，是革命老区；刘玉飞的祖辈曾在这片土地上抗击日寇、消灭土匪。
刘玉飞和母亲坐在一起。长城新媒体记者 张世豪 摄
2018年，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出台，刘玉飞毫不犹豫地同意搬迁，考虑到卧病在床的父亲，他选择了有平房的宜兴社区作为安置处，“父母岁数都大了，住楼房他们不方便”。
刘玉飞一家搬走后，岳观村其他200多名村民陆陆续续搬迁出山，大家都称“从‘穷窝’里搬出来了，等于搬走了压在头顶的‘穷山’。”
“我没文化，刚搬出来时，到处打小工，一天能挣一百多。后来一位老大哥跟我说，趁着年轻，你应该学门手艺，比打小工挣得多。这样我就开始学开铲车。”刘玉飞说，出师后他一个月能挣五六千元，比在山里全家人一年挣得还多。
变化体现在收入更高了，也体现在生活条件更好了，在搬迁户的眼中是“天壤之别”。
“在这里生活，比起山里来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村开过很多次小卖部，都是没过多久就倒闭了，一来村民确实都穷，二来山路难走进货不便。在这里从家门口就能买到想要的各种东西。”刘玉飞说。
张家口市蔚县宜兴社区全貌。
社区内还建立了能够直接报销医疗费的卫生服务站、图书阅览室、文艺活动室、便民理发店以及代缴电费、手机费、代取社保金服务点等。“在家门口几乎能把所有的事情办好，再也不用交个电费买袋盐就跑几十里山路了。”
不过最让刘玉飞放心的是，社区为老人生活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老人们经常聚在一块聊聊天，说说家长里短，这样我妈就不孤单了，我也就放心在外面干活挣钱了。”
“买了铲车后，我估摸着一个月能收入一万多；等有了钱，就娶媳妇，以后生了孩子就在社区的小学上学，下一代不会再像我一样因贫穷而上不起学，我们家世世代代被‘穷山’压着的命运将彻底改变。”刘玉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