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博物院展出的复原纳玛象。记者董立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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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河湾，东方的奥杜威峡谷。从1924年起，吸引一代又一代研究者。他们都有一个梦想：发现“泥河湾猿人”化石和200万年前的石器，为探索东方早期人类找到最直接的证据。
卫奇，从1972年首次走进泥河湾，47年持续研究至今。退休后，他更是定居在这里，每年至少待上5个月。
在这里，他依靠群众发现了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发现了东谷坨遗址，发现了黑土沟遗址……每一个发现，都标志着泥河湾研究走上一个新台阶。
这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退休研究员，在微信中给自己起名“泥河湾猿人”。
40多年来，卫奇的脚步踏遍了泥河湾盆地的沟沟坎坎。
拓荒
率先在泥河湾盆地发现早期智人化石
“泥河湾就像一本散落了上千页的经典巨著，近百年来的发掘和研究，也只是捡回来其中几页！”8月25日下午，阳原县东谷它(音坨)村，卫奇放下手中的放大镜和石器，对来访者说。
这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简称双古所)的退休研究员，在岑家湾台地上的这个小村里，已经前后住了几十年。
“我是1972年开始走进泥河湾的，那时还只是个实习研究员。”卫奇说，他来了之后就不想离开，不仅因为这里的气候和生活习惯与老家山西五台县相似，更因为当他首次站在这片土地上，看到那层层叠叠的地层露头，感觉这里充满了神奇和希望。
卫奇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其后成为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的研究生，进入中科院读研并留所工作。
1972年，时任助理研究员的盖培，把卫奇带到了泥河湾。二人自此为泥河湾研究开启了一条新征途。
此前，泥河湾研究有着两个里程碑式进展，一是1924—1926年，桑志华、德日进、巴尔博等外国科学家，首先将以泥河湾命名的专业术语纳入地质科学殿堂。二是1963—1965年，旧石器考古学家王择义等人的考古调查，拉开了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研究的帷幕。
卫奇首次走进泥河湾时，采取的是“摆地摊”式的考古调查。
那是个夏日的清晨，阳原县东城镇街头，多了一个奇怪的地摊：一块白布铺在地上，上面摆着各种石器，以及动物的牙齿和肢骨化石。好奇的村民们纷纷围了上来。
这个“考古地摊”的摊主就是盖培和卫奇，他们耐心地向村民介绍着什么是化石、什么是石器，并收集着反馈上来的线索。
有两个孩子挎来了一筐破碎的象牙化石，并告诉他们还有更多埋藏在土里。二人听后立即收摊，赶往发现地上沙嘴。
他们在那里不仅发掘出了一具纳玛古菱齿象头骨化石，还发现了一件石器。消息传开后，引起国内外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很多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纷纷前来实地考察。
时过数十年之后，卫奇回顾，当时的这一发现，实现了中外科学界在泥河湾发现更新世早期人类遗存的多年来梦想，将泥河湾的历史推进到了100万年前。
这位77岁的老人，记忆力超强。他能清晰地回忆起野外调查时在老乡家吃过什么饭，以及每一位参与发掘的农民技工的姓名。
他清晰地记得，1974年6月15日，在山西、河北交界的一条山沟中，他碰到了侯家窑村村民王日民，被告知在村西的一条山沟开采过很多“土龙骨”。
土龙骨，或曰龙骨，是当时人们眼中一种能换钱的中药材，实为动物化石，也是卫奇考古调查的线索之一。
卫奇没想到，这次相遇竟然把他引到了早期智人的面前。
侯家窑长形沟，而今已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许多年前，那里一度成为大工地。因为出产龙骨，邻近的村民蜂拥而至大肆开采。
卫奇到来后，在此连续发掘数年。1976年4月，他给贾兰坡写信：“如果找到人化石请您请客。”
没想到，几天后预想成真，他们率先在人工扰土层中清理出两件早期智人顶骨化石碎片。这是阳原泥河湾盆地首次发现古人类化石，意义重大。
说到这，卫奇脸上放出了光彩：“那种发现的快乐、激动，实在无法形容！”
其后，臼齿、上颌骨、枕骨……各种人类化石不断被发现。
“这些古人类长什么样？日常生活如何？”卫奇有些遗憾，因为未发现颅骨化石，且埋藏环境遭受破坏，这一问题迄今未解。
但他们还是有了一些新发现：数以吨计的动物骨骼化石中，没有一块完整，他们推断，这些古人类把能吃的都吃尽了。另外，一块顶骨上出现的边缘已愈合的孔，显示这也许是人类最早的外科环钻术。
卫奇正在向来访的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欧阳志山(John Olsen)和他的学生介绍泥河湾。
探索
提出泥河湾石器认知新设想
20世纪后半叶，泥河湾旧石器考古的发现历程是这样的——首先发现晚期的，再发现中期的，最后发现早期的。但这一历程，也非一帆风顺。
1978年，同属双古所的汤英俊等人发现了小长梁遗址，但古人类学权威裴文中却对小长梁的地层存疑。
甚至在他亲自考察后的1981年，仍旧点名委派卫奇前往小长梁核查地层：究竟是属于下更新统的泥河湾地层，还是与黄土同时相变的地层？
专业人士都知道，脱离了地层的石器和化石，是没有科研价值的。从1978年开始，卫奇已经陆续发表了多篇关于泥河湾地层的论文，他对传统的泥河湾层提出了三分或四分方案，还着手整理出了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地质序列。
在泥河湾，他除了自己调查之外，还安排农民技工开展了全面的野外调查。
很快，农民技工王文全从东谷它村许家坡拿来一把石制品。卫奇赶到那里，发现出露的石制品和骨化石很多，他们立即挖了一个探槽，发掘出了一批精美的石制品。
卫奇带着化石回到北京，向正在住院的裴文中汇报，小长梁遗址的地层是插在泥河湾层中的，不是贴在泥河湾层的晚期堆积。
裴文中没说话，他坐在病床上一件一件地看，一件一件地抚摸东谷它发现的石制品。
“如果裴老不认可，他肯定会戏谑地嘲弄我，但裴老没有。”卫奇曾和裴文中长期相处，回忆中不由得讲起了老一代学者的点点滴滴。他说，谁也不会想到，这竟然成了裴文中生前最后抚摸过的石器标本。
若干年后，小长梁遗址的发现者之一尤玉柱，在回忆文章中透露出了别样的感激：卫奇先生发现的东谷坨遗址，与小长梁遗址相互印证，相辅相成。
而卫奇、王文全等人发现的东古坨遗址，经过研究，确认其年龄可能略大于107万年，并因为其分布广、人类文化遗存丰富，考古信息量大，而成为目前研究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文化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遗址。
东谷坨遗址挖掘期间，卫奇安排时年30岁的谢飞独立发掘了一个探方，并把标本带回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谢飞日后成为了我省研究泥河湾的领军人物，他在文章中写道，这是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第一次参加泥河湾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工作。
在此之后，卫奇又在农民技工的协助下先后发现了麻地沟、西沟、马梁、山神庙咀等遗址。这些发现，不仅大大丰富了旧石器文化的内容，填补完善了旧石器文化考古序列，也大大促进了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
如同小长梁遗址的发现一样，很多科学发现注定伴随着坎坷。尤玉柱等人在小长梁发掘的800多件石器带回双古所时，有人赞赏，有人存疑。
当时在很多旧石器考古工作者的印象中，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年代更为久远的早更新世地层，出土的石制品应该是“粗大的”“制作简单的”，而摆在面前的“小型的”“加工甚好的”石制品，让他们很是存疑。
当年用科学考察替别人解了难的卫奇，没想到自己的发现有一天也会有着这样的遭遇。
他于2006年发掘的黑土沟遗址，出土了981件石制品。根据上下地层推断，其年龄至少超过180万年。卫奇坚信，该遗址将“有可能成为泥河湾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中目前最早的环节，成为华北乃至东北亚人类最早的驻足地之一”。
但这样一个发现，也遭遇了质疑。质疑者给黑土沟出土的石制品加上了引号，认为“缺失明确的打片阶段的产品，很多标本边缘上的痕迹也不能完全排除自然作用的可能性”。另外有些标本，“有旧石器时代晚期产品特点”。
“如果粗略理解，一是认为很多标本不是石器，二是怀疑混入了晚期的标本。”黑土沟遗址是卫奇近年来发掘的唯一一处遗址，他说，黑土沟遗址的石制品，用现有的世界旧石器模式系统衡量，误判在所难免。
卫奇认为，黑土沟遗址出现了类似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制品，恰恰正是中国早期旧石器的鲜明特色。因为，当年周口店中国猿人使用的石器，就和欧洲的石器在制造技术上有很大区别。泥河湾遗址群发现的石器，本就以小型为主，有着自己的独特特征。
在卫奇看来，黑土沟遗址出土的那些类似石叶的薄长石片，其制作行为需开启新的猜想，例如可能是儿童模仿成人打制石片的玩耍。而倘若这一观点能成立，石叶的历史则开创了新的纪元。
几经周折，卫奇把研究报告发表在《人类学学报》等刊物上。而实际见证黑土沟的石制品后，一些国内外专家也给予了认可。日本同志社大学研究者松藤和人的话很有代表性：“它们一看就是人工制品，因为它们大多数具有显著的打击台面，我不相信这样具有一两个背脊的石叶，是由自然力量所为，如果他们是地质成因，哪还有人工制品？”
1972年出土于阳原上沙嘴的纳玛象头骨化石，现存于省博物院。记者董立龙摄
交流
推动中美泥河湾联合考古
1987年夏季里的一天，卫奇再次前往泥河湾。他的同行者中有一位，穿着普通的蓝色中山装，但长相却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他就是来自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学者戴尼斯。
因为关注泥河湾的考古发现，他和美国旧石器考古权威柯德曼一同组团访华，希望能实地考察泥河湾。
尽管1979年、1986年先后有外国学者考察过泥河湾，但张家口地区直到1996年才对外开放，没法接待外国人。
那一次，考察团走了，戴尼斯却留了下来，因为他是一位中国女婿。卫奇促使他实现了考察愿望。这一举动也为日后中美泥河湾联合考古奠定了基础。
1988年，时任助理研究员的卫奇，被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选中，作为中国高级学者访问了美国。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因此他告诫自己，到美国去一定要完成为研究泥河湾有所贡献的使命。
在美期间，卫奇受到了热情接待，柯德曼亲自带他观察标本、做实验，并进行野外考察。人类学家卜普专门安排接送他。其间，柯德曼和卜普分别提出了在泥河湾进行合作的意向。卫奇选择了与柯德曼合作。因为自己影响力低，他请出贾兰坡来主持合作项目。
为了促成合作，卫奇直接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写信，反映泥河湾的科学价值很大，不应该成为改革开放的禁区。很快，他得到答复，说泥河湾对外国科学家是开放的，但需要申请办理手续。
1990年，中美泥河湾联合考古项目启动，经国务院批准合作发掘了东谷坨遗址，卫奇出任野外工作负责人。
在学界看来，这次合作是卓有成效的，使中国学者系统地掌握了科学的田野发掘技术和实验分析方法，从那以后，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田野发掘真正走上了正轨。考古队特别安排一批青年学者参加了挖掘，而今他们正是中国旧石器考古的主力。
合作带来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有学者描述，在此之前，通行的发掘方法，有点类似挖土豆，布好探方后用铁锹挖，或用二齿镐刨，砸碎土块儿，挑选出较好的石器和动物化石带回驻地，不好的标本则被堆放到探方边扔掉。
而在那之后，发掘中不仅要捡出石器和化石，还要绘制石制品平、剖面图，石制品拼合组平、剖面图，文化遗物走向玫瑰图和倾向玫瑰图，并据此分析古人类的活动信息。
1994年卫奇在《人类学学报》第13卷第三期刊发了《泥河湾盆地半山早更新世旧石器遗址初探》。读过这篇论著的学者表示，这是应用新考古发掘技术、新分析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且非常成功的研究报告。
在开放和交流中推进泥河湾研究，一直是卫奇的选择。
2001年，卫奇退休了。他决定搬到东谷它村定居，并在该村建立一个民办研究机构——泥河湾猿人观察站，地址就选在他和村民白瑞华1999年合购的院落内。
观察站成为了野外科学考察的营地。自设立之后，几乎每一位到泥河湾进行科学考察的学者都曾经走进这里，吸引了大批来自日本、韩国、美国、法国的学者。
卫奇的抽屉里，放着两大本留言册。留言者，随便一翻，都是国内外旧石器考古界的大咖。
在这种开放的交流中，中外学者都有收获。
北京大学教授夏正楷在文章中回忆，与卫奇在泥河湾相遇后，他的一席话给自己一个很大的启示。
卫奇告诉他，在泥河湾地层划分上，前人有黄泥河湾和绿泥河湾之分。夏正楷立刻联想到，第四纪飞扬的黄土粉尘不仅会降落在黄土高原，也会落入古泥河湾湖，这些黄土与湖积物会交替沉积。于是，他据此提出了水下黄土的学术新概念。(记者董立龙通讯员仝辉)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卫奇提供
-记者手记
一个“较真儿”的学者
77岁，身高1米81的卫奇，腰不弯、背不驼，留着一把白胡子，精神矍铄，看起来像个户外运动爱好者。这本应该是一个安享天伦的年纪,但卫奇却像个科学卫士，选择在泥河湾关注着这里的一草一木。
这是个“较真儿”的老人。
日前，建设中的泥河湾考古遗址公园，立起了几头猛犸象雕塑。卫奇看后直摇头：“这种真猛犸象绝不是泥河湾的产物！”老人认为，猛犸象，又名长毛象，全身长满长毛，门齿卷曲呈缠绕状。在泥河湾盆地，尚无发现记录。
“考古遗址公园不是单纯的游乐园，泥河湾的科学性容不得半点模糊。”卫奇很快写了篇文章，利用微信推送至朋友圈。当地一位领导看到后很重视，对卫奇表示感谢。
这是个喜欢分享的知识分子。
无论是在职还是退休，卫奇把毕生精力都倾注到了泥河湾。他把微信作为自己的新平台，开设文字性讲座，不定期推送关于泥河湾的科普文章给关注者。关于猛犸象那件事儿，就是其中的第六十四讲。
他对科学研究的态度，让人肃然起敬。
科学研究带有曲折性。“失误不可避免，但没有理由借此掩饰自己的错误。”卫奇话语中带着坦率，“我在泥河湾盆地最大的失误，就是对于上沙嘴石器地点地层性质的误判。”
上沙嘴就是1972年他和盖培发现纳玛古菱齿象头骨化石和一块石器的地方。报道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但有学者却认为该地层不属“泥河湾层”，而是晚期的河流阶地堆积。卫奇在其后的论文中认同了这样的说法。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重新对上沙嘴进行了野外勘察，发现自己在当年的论文中做了误判，该地层应该属于“泥河湾层”。他说：“现在，能够发现自己的错误并亲自纠正，委实令人欣慰。”
从那时起，他开始有意识地在文章中追叙往事，厘清概念。他认为，1924年巴尔博提出的“泥河湾层”概念，已经超越了地层单位中的“层”，应该废除。
他从未停止思考。他还认为，泥河湾，虽然原本是桑干河畔的一个山庄的村名，但而今，其内涵已经十分广阔：在时间上是对应早更新世的泥河湾期；在地层学上，为泥河湾组，属于华北泥河湾期的河湖相堆积；在考古学上，泥河湾文化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类型，它代表了东亚地区旧石器早期乃至中晚期的旧石器类型。(文/记者董立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