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唐故郡遗址考古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车马。 河北日报记者赵杰摄
近日，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再次惊艳世界。尤其是大批现代科技的综合应用，在第一时间为发掘、文保和后续研究奠定最坚实基础。近年来，类似这样的科学理念和科技手段，在燕赵大地考古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实验室+，揭开东周“车马”豪华真容
应急检测分析室、微痕物应急保护室、文物修复馆……“把发掘现场变为大型考古实验室，三星堆遗址属于首创。”考古专家们表示。此次三星堆遗址考古，是把整个考古发掘现场用大跨度钢结构大棚覆盖，里面有数个通透玻璃“考古舱”将新发现的“祭祀坑”罩住，然后汇聚最先进科技开展考古。
这种尽可能把实验室毗邻考古现场的理念和做法，已在我国很多大型考古项目中开展。简单来说，能够控制温度、湿度；减少带入现代微生物、细菌；可就近立刻采用特制药水加固粘贴；可迅速采用多种先进设备研究……曾入选“2017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的行唐故郡遗址，就有一座考古实验室矗立在遗址旁，持续进行着东周“车马坑”的清理研究。
这些高等级马车，出土于二号车马坑中。最初发掘时，记者曾亲眼目睹这一震撼景象——5辆马车首尾相接，自东向西排列于车马坑中。据悉，河北境内迄今只发现三处车马坑，论保存最佳，故郡遗址车马坑可拔头筹。该实验室最先发掘清理的是位于最东端的5号车，即排列在“队伍”之首的马车。2020年又清理了4号车，目前基本完成该车最终清理与保护工作。
“考古遗存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实验室考古能进行精细化发掘和研究，可就近让这些车马显露真容，揭露破译蕴含的珍贵信息。”该考古项目负责人张春长说。在该实验室内，我省考古人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团队合作，通过多种技术手段摘取车轮，进行加固处置、走保护程序，逐渐清理掉车厢上粘贴2500多年的泥土，发现繁复的髹漆彩绘图案、镶嵌成组对称的金属质兽型牌饰，表层粘贴的金箔饰片，厚度不足0.1毫米，经清理后仍折射出耀目金光。
“金箔装饰应是礼仪用车，髹漆纹饰为中原传统风格，但高大多辐的车轮和长车毂构造，则是北方草原地区车辆的特征之一。”张春长说，这些均为复原先秦时期车马系驾方式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料。实验室考古，不但了解到这些信息，而且有助于将来实现对车辆的整体复原，实现更科学的遗址保护。
青铜容器、兵器、金、玉、水晶、陶……为了追踪其背后的基因图谱，数百具人及动物骨骼被送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测定DNA同位素，植物、环境、冶金等科技考古也相辅而行。科技手段的介入，对破解盘踞此域、游恣在中原与北方之间的族群之谜提供了强力支撑。目前，大体可认定故郡遗址属于鲜虞、早期中山国等北方族群的贵族墓地，为研究北方族群华夏化进程提供了实证。
精确检测，把中国铜冶金史提前300年
视频显微镜、高光谱成像仪、扫描电镜、X射线衍射仪、激光拉曼光谱仪、高频振荡仪、离心机、高光显微镜、三维扫描仪、红外光谱……当考古遇上科技，这种新旧交汇总能碰撞出绚烂火花，不仅探测到未知，破译谜团，甚至能改写历史认知。
“铜坐龙！”2020年初，经过多种技术手段历时两个多月细致除锈，一件代表金代皇家威仪的铜坐龙洗尽尘埃，呈现在科技考古工作者面前。这是在太子城遗址西院落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现的，是我国金代考古发现的第五件铜坐龙。现代考古的科技手段让这件埋藏地下数百年的器物找回昔日神采。
该遗址出土瓷器，主要是三大类。“带有皇家属性的刻有‘尚食局’字样的定窑瓷碗和一般属性的定窑白瓷。还有就是青瓷。再有就是出产于雁北地区的瓷器。”该考古项目领队黄信介绍，“尚食局”是古代负责皇帝膳食的机构，此次太子城发现了22件，基本能确定该遗址的皇家属性。对于出土青瓷，经北京大学考古研究机构检测分析，系来自河南清凉寺汝窑，年代在金代中晚期。而近年考古也发现，北宋清凉寺汝窑实际在金代仍有烧造。太子城遗址考古，改变了对中国陶瓷史的认识。
该遗址还出土了一些铁器和铜器，其中，最引起关注的是“铜鎏金龙头饰件”。传统认为，宋金时期，中国铜器主要种类是青铜，即铜锡合金，但经对“铜鎏金龙头饰件”分析检测发现，含量为铜和锌合金，也就是“黄铜”。而据此前有关专家研究，中国黄铜最早出现在明代早中期。“一下子就把中国黄铜生产时间提到了金晚期，差不多提前了300年。可以说，改写了中国的铜冶金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崔剑锋说。
环境、瓦作、青瓷、动物骨骼……高科技的背后，蕴含着多学科合作推进。围绕第一座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家单位开展研究，与环境考古、建筑考古、动植物考古等相关团队合作，充分尊重和运用先进科技和多学科知识，多方面最大限度挖掘文化内涵，为历史考古研究带来诸多收获和突破。
科技领航，缔造考古界的“雄安质量”
“提升科技考古含量，推进环境考古、稳定同位素分析、遥感技术等在考古工作中的应用……”我省考古专家们表示，未来河北考古要努力探索和运用新方法、新设备、新技术，进一步提升科学和质量理念。
这已在雄安考古中得到体现。2017年5月28日，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成立，当古老的洛阳铲在南阳遗址打下第一铲时，装载激光雷达测绘系统的无人机，就一飞冲天，翱翔于遗址上空。“鹰眼般的大视角，让海量数据瞬间获得，所生成的地图上，屋舍、街巷、河流、田地的形状位置大小等一目了然。”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总领队毛保中说，利用这种先进技术设备，联合考古队很快完成雄安新区起步区测绘。
“技术越来越先进啦。”数年前，当记者遇到康三林时，这位曾在上世纪70年代参与发掘战国中山王墓的老技师，正在南阳遗址考古工地上看着年轻人摆弄三维定位测量仪器“RTK”。这台仪器，不仅能让地面信息采集精确到厘米级，而且高效准确，推动了考古工地“无纸化”。这位老技工说，以前手动布置三四天的探方，如今利用这台仪器1小时就能完成，通过实景三维建模软件，半小时就生成3D实景影像图。
飞天遁地，科技领航。如果说激光雷达无人机、三维定位测量仪器等“六脉神剑”般的现代技术，直接把罗盘、皮尺等老物件送进了博物馆，那么数字化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则是在宏观上建起“兵器总谱”。通过制定流程方法、记录规范等，设定数字化理论勘探图，还采用航拍、三维建模等手段，将地层堆积、遗迹等信息即时数字化，实现了数字化信息采集新区全覆盖，对后续研究影响深远。
先进理念和科技，正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在考古中，推动着精细化操作。
“南阳遗址发掘中，我们既注重引入‘大南阳’概念涵盖整体，也特别注意对具体‘点’的精细发掘整理，而且在毗邻遗址的考古工作站也建起文物保护实验室，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考古发掘、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全程紧密结合。”南阳遗址考古领队张晓峥说，这些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更客观精准的材料，是我国田野考古技术和理念不断进步的结果，充分反映了河北考古人对质量的孜孜追求。（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